原创余鑫凤凰WEEKLY
两年来，大理到洱源的七十公里蜿蜒国道，38岁的杨桂生往返了上百趟。每周五下午，他骑摩托车从大理出发，前往老家村里的小学。两个女儿在那里等他。这是她们每周最期盼的时候，爸爸要带着她们去大理过周末。
顺着这条路，杨桂生走出了他出生的洱源大山，这里曾是国家级贫困县，一度闭塞落后。在山外头，他找到了维持全家的生计，成了一名外卖骑手。
这也是一个男人维系亲情，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努力寻找支点之路——每周五下午两点，杨桂生关掉手机里的接单系统，准时从大理出发。他不愿孩子被抛下，变成留守儿童。
杨桂生的选择并非孤例，不愿重复上一代农民工命运的人在增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开始，有几亿人在东南沿海工厂和落后凋敝农村间做钟摆运动，他们为了生计，辗转在不同的生产车间，孩子和家庭都被抛在了千里之外的农村。候鸟般的迁徙带来了留守儿童、乡村凋敝等诸多问题。
但一切正在发生变化。更多年轻人在老家的县城或者临近的中心城市就业，凭借自己的努力生存下去，并照看家庭。这越来越成为新生代农村青年离土不离乡，改变生活际遇的一个选项。对一些人而言，生活依然不那么容易，但能留在离家更近的地方，陪伴孩子成长，是奔波生活中难得的慰藉。
当骑手还给他们的人生增加了新的可能性。杨桂生还筹谋在大理开个网红披萨店，他正在努力攒钱，当骑手时也有意识跟各种餐饮店老板多交流几句。
汕头的骑手蔡杰武比杨桂生早迈出了一步。他因骑手经历熟悉餐饮行业，并最终开始餐饮创业。蔡杰武今年27岁，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肩上背负了不小的的担子。在此之前，他试图进入多个行业创业却苦于积累浅、本钱少而再三碰壁。
当骑手后，他成了一名有心人——有意识分析生意好店家的出品顺序，还善用外卖软件学习其他地区的热卖品类，通过熟悉餐饮行业，他在汕头开了本地第一家肥牛饭餐饮店，尝试差异化战略。对蔡杰武而言，好好运营名为“好先生”的肥牛饭外卖店，是他承担父亲责任的方式，也是他为孩子创造更好生活条件的承诺。
湖北安陆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李柯在当骑手攒够一笔钱后到省城开了一家腌菜店。这家店是李柯两夫妻养活自己的方式，也给一岁多脑发育迟缓的女儿治病提供了重要支撑。
骑手仅是新经济“下沉”的代表职业之一，但类似的选择不在少数。年，仅在全国脱贫县获得收入的美团骑手就有10万多人。在这背后，是48万已进行数字化改造并上线美团的贫困县商家。全国来看，年至今，累计有约60万建档立卡贫困骑手在美团实现就业增收。
随着外卖、农村电商以及乡村旅游数字化的发展，乡村团长、民宿运营师以及电商直播销售员等更多新职业涌现。这些新职业，给更多回流的农民工带来了就近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不仅成了他们维持家庭生计，链接新可能性的桥梁，也为农村乃至附近县城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
走出深山
年夏天的一天，正值云南的雨季。一大清早，杨桂生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带了一个水壶和几件夏装，就骑着摩托车从位于云南洱源深山的家里出发了。
洱源到丽江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沿路风景秀美，杨桂生却无心留意。他只庆幸雨季没有下雨。第一次自驾走国道，山路蜿蜒，他直到下午四五点才到达丽江。
此行他要去应募丽江的外卖骑手。出发前他联系好了丽江当地美团骑手站点，为了不再花钱租车，他骑上了自己两年前买的红色豪爵摩托。
老家洱源位于大理北部，处于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的交界地带，当地山岭层叠，海拔有两千多米。由于海拔高，水稻一年只能种一季。当地汉族和白族混居，杨桂生家在连绵山脉中其中一座山的半山腰。
和他同村组的几十户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除了种植稻子和小麦当口粮，当地农民偶尔种点核桃。除此之外，他们基本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大多数家庭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元。
对杨桂生而言，去丽江当骑手已经是留在家乡附近，能维持生计的为数不多的行当。他有两个女儿，都在上小学，他不想离家离孩子太远，不想让孩子当新闻里的“留守儿童。
杨桂生去过离家最远的地方是广东，十几年前他跟着同乡去广东打工。从洱源到广州，要先到大理，然后坐绿皮车经过一夜到昆明转车，再花上整整24小时，到第三天上午才能到达。三十多个小时的路程，来回有诸多不便，但这是一批又一批乡邻们走出深山找活干的唯一的路，他的父亲也曾走过。杨桂生是家中的幼子，上头有哥姐。他少年时，父亲就出走大山，去广东打工。
离开贫穷凋敝的农村，到沿海的工厂找活路，不独是杨桂生和他的父辈的经历，也是过去二十多年湖南湖北、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中国几亿农民共同的流动经验。与杨桂生去广东差不多同时，湖北安陆的李柯也坐上南下的列车。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李柯带着简单的行囊蜷缩在车厢中过了一夜。那是年开春，他二十出头，孤身一人从湖北安陆老家出发，投奔在佛山鞋厂打工的表弟。越临近广州，空气里的暖意愈盛，湿冷的江汉平原渐渐被抛在了身后。
到广州时天刚蒙蒙亮，火车站里人头涌动，许多人凑上前来招工或推销打电话服务。手机对内陆县市贫困户出身的李柯而言还是稀罕物件，他带着走入新环境的忐忑茫然与强烈的冲击感等待来接他的表弟。
李柯打工的鞋厂在佛山南海，中国有名的男装鞋产地，那是家安陆老乡开的小厂。工人多半是由同乡介绍招来的。从开年到当年五月，算是一年的生产旺季，每天从八点多加班到深夜十一二点，李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几乎不得闲。夏天如果没有订单，五月后就进入淡季，到九月份才重新忙碌起来。厂里很自由，闲时也没人管，想睡觉睡觉，老乡们也会结伴去玩，偶尔看看录像打街机。
这样的景象，是内陆省份到沿海工厂讨生活的一代农民工生活的典型写照。统计数据显示，就在李柯外出务工那几年，安陆这个常住人口不到60万的县城里有近15万人在外务工经商。
如同候鸟般的进城务工农民们每年冬天迁回内陆过年，开春后又继续回到南中国的工厂流水线。他们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生产车间，一个月工资一千多元的工资算不上高收入，但相比留在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已是不菲的收入。
但近几年来，全国农民工外出就业数量的增速在不断回落，在年则同比下降2.7%。与此同时，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明显增加。
年前后，李柯和杨桂生都结束了在沿海工厂车间的生活。理由也相似——当父亲了。杨桂生和隔壁村的女孩结婚了，大女儿在年出生。工友介绍的女孩成了李柯的老婆，年他的儿子出生了。
他们都结束了在沿海漂泊的生活，打算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找生路。经过不少磕绊，骑手在不同时期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
杨桂生选择去丽江当骑手。李柯则留在安陆县城，每天在家和县城间往返20公里跑单。
生计
蔡杰武清楚的记得自己的店有三次“破百”——开店半年多来，他把店内单数破百当成重要节点，每次突破这个节点他都会向家人报喜。
第一次破百是“好先生”肥牛饭开业不久的事，他迎来第一次爆单，半夜12点到2点接了13单，加上白天的单，一共有单。
回家时已是夜深，老婆和孩子都睡着了，蔡杰武还是把他们叫醒，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后两次破百发生在今年正月。初六、初七两天晚餐结束后，单量就突破了一百。晚上八点多，他就关了店面，去超市买了烟花，回家和孩子一起庆祝。仙女棒和雪糕虫，没有声响，只喷烟花，三个孩子在家中自建房的楼顶玩得开心。他看着火光照亮他们的笑脸，也很舒心。
在离家近的地方找到能赚钱养家的门路，也许是蔡杰武出社会打拼后所面临的的最大人生课题。当骑手并最终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之前，蔡杰武在四五个行业摸爬，都没有突破既定的门槛。
汕头临海，这里是改革开放最早对外开放和开发的区域，他家所在的澄海区是中国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也是重要的羊毛衫加工地。但蔡杰武的家庭不属于搭上东风赚大钱的行列，他的父亲在当地的联防队当安保，母亲是家庭主妇，在家照顾他和妹妹。
高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求学。潮汕本地人除了求学，很少离开家乡发展，蔡杰武也留在了家乡。他想过在当地的支柱产业里谋条路子，也做过不少尝试。但每一个市场里先占到位置的人都设立了不低的进入门槛。
他先在菜市场帮人送货卸货，每天起早贪黑，收入却并不见涨。后来又跟人合伙开玩具外包装盒生产厂，但不久就在上下游的两相挤压下，资金流动性出现问题，钱款回不来。
苦撑7个月后，他又试着去卖鱼。早晨三点多起床去进货，一直要忙到傍晚收摊。几个月后，新的门槛重新横亘在他的眼前。潮汕本地人吃海货讲究新鲜，他们默认为有靠海口音的卖家能拿到更好的货。连续几个月入不敷出后，蔡杰武只好放弃。
多番比较后，骑手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里，资金周转快、付出就有成效的行当。年新年后，蔡杰武开始当起了外卖骑手。
出路
杨桂生长期在